文 / 李津逵：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驅車在臺山鄉間，在秀美溫馨的水塘稻田和蔥翠欲滴的山崗竹樹之間，不時會閃出一幅令人震撼的景致：那肌理儼然的市鎮，那聯排的騎樓、巍峨的柱廊和巴洛克的山花之下鑲嵌的滿州窗，仿佛外星人變幻出的昔日繁華，把萋萋芳草掩映了水陸要沖，讓人一時莫辯今夕何夕。
臺山所在的江門地區原稱“四邑”，即新會、新寧（今臺山）、開平、恩平四縣，是中國首屈一指的華僑之鄉。二十世紀初年這里出現了華僑返鄉建房造城的熱潮。如果說開平以上千座雕樓記錄了當年華僑在家鄉田野建洋樓的創舉，那么臺山就以近百座僑圩見證了一場轟轟烈烈又戛然而止的城市化。
如果說澳門、香港、上海、漢口是中外條約體系下“因商而興”的城市化，北京、開封、洛陽、西安是中國集權體制下“因官而興”的城市化，那么遍布臺山的僑圩城鎮網絡，是一種典型的“因居而興”的城市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英美郊區化的時代，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想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英國美國的農民先“轉業”、再“搬家”，從農村奔向工廠轉業為產業工人，隨著城市環境的污染擁擠再奔向郊區選擇更適宜的居住環境。恰恰在這個時候，美國自1880年代到1940年代的《排華法案》令在美務工的華僑無法實現“my house my car”的“美國夢”，不得已將本應在美國郊區置業安家的積蓄匯回大洋彼岸的故鄉，在土地價格和人工費用遠低于美國的臺山家鄉置產興業，工業化的美國拉動城市化的臺山，引出了臺山百年前農民上樓為特征的城市化。
嶺南的“圩”，是 “墟”字簡寫，相當于北方的“市”或者“集”。北方人說的“趕集”在嶺南叫“趁圩”。華僑返鄉建房，可以在田野中建起離群索居的碉樓，可以在華僑新村中買一塊宅基地建中式的大宅，還可以通過股份集資的方式在新市鎮聯排的騎樓中按照自家的審美偏好建一座兩層的洋樓。這種由華僑聯合建成的新市鎮就叫僑圩，臺山擁有數量最多、面積最大的僑圩。臺山電視臺臺長伍國堯堪稱是一部臺山活地圖，車行鄉道、路窄會車的時候，他一打方向盤就會帶我們多看一個行程計劃外的僑圩，據他說臺山現存僑圩還有近百座。
臺山接受的是世界創新中心美國的輻射。一個自然經濟系統的城市化需要能量，這種能量一定來自于更高能態的創新源。城市化的過程是系統吸入負熵流的過程，負熵流來自哪里？來自人類文明創新中心。創新中心惠及她的腹地，輻射到遙遠的邊緣地帶：伊比利亞在大航海中崛起帶來了最初的美洲城市和果阿、馬六甲等東方城市；英國的工業革命帶來了北美的城市化、澳洲的城市化和中國長三角、珠三角的新型城市；而當世界文明創新的聚光燈從英國轉向美國的時候，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太平洋鐵路與金礦開采的西部開發，吸引了大量臺山華工，就將臺山與崛起中的美國聯系起來。
全世界的城市化歸根結底可以納入一個統一的過程，即從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于各國的制度技術創新所導致的生產率提高，把人口從相對艱苦低效的農業轉移到工業崗位的過程，并從交通不便、生活不便的農村轉移到城市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波及效應從18世紀持續到21世紀初經歷了200年，使全球人口的城市化率超過了50%；從西北歐到中東歐、美洲、澳洲再到東亞，未來還要波及到非洲；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是人類史上人口基數最大、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文明體，其城市化的動力也是來自于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市場。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短短二十年的黃金窗口期，臺山和五邑城鄉出現了一場罕見的建設大潮。“境內村舍皆有革新氣象，生活程度甚高，地價亦異常昂貴”。如此昂貴的地價誰來買單呢？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是誰推動的呢？如此海量的財富是誰創造的呢？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富商巨賈，而是千萬個華僑也就是出洋打工的農民工。當一幢幢洋樓、碉樓和僑圩拔地而起的時候，它們的主人多數都是在美國、東南亞的低收入階層。正是農民工這個群體通過借債湊錢闖出國門，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度的城市化中參與了財富的創造，承擔了最終的成本。這是一場打上了西洋文明深深烙印的城市化。以建房為例，臺山在二十世紀初雨后春筍一般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僑房：
獨棟的雕樓，將嶺南傳統的炮樓與歐洲城堡結合起來；
連片的僑村，在背山面水的地方將土地整體通平，規規整整地規劃出棋盤格式的宅基地，如聯興僑村，每塊宅基地都是12ⅹ14米的面積，高度也完全一致；
由雕樓護衛的僑村，其典型應是燕溪里，兼有防衛和居住的功能；
臺山僑圩驚心動魄之處不僅在當年的風華，更在與當年風華形成鮮明對照的今日衰落。無論僑村還是僑圩多數都已十室九空，斑駁的立面、開裂的墻體、銹蝕的鐵藝，更有一些坍塌的屋頂和被野草枝藤遮掩著的殘垣斷壁，寫盡了“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深深感傷。建筑是石頭書寫的史書，而且是不會說謊的史書，上面記錄著臺山城市化經歷了一場迅猛的繁榮和一場斷崖式的跌落，留下一場高潮之后空空曠曠的退潮。
經歷了八年全面抗戰和五年內戰的中國，在戰后東西方兩大敵對陣營之間選擇了向蘇聯的“一邊倒”，從此僑居美國的臺山人鮮有落葉歸根、置產興業的動力，臺山因此切斷了與美國創新源的聯系。
臺山城市化不是從工業開始，是從居住開始，城市化的成果是僑鄉。從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抗日戰爭前的二十年時間里，臺山僑鄉正式形成。這一時期臺山的交通、通訊、電力、采礦、房地產、教育、商業、金融等非農產業大發展，從農業轉移出來進入城市就業和居住的人口比率大大增加；同時臺山城鎮數量也出現了驚人增長，一系列新型的小城鎮和新型的鄉村聚落沿著河流公路和鐵路出現，改變了臺山的空間結構；回鄉的華僑和“留守人群”把家搬到了這種小城鎮和新村，住上了洋樓洋房，用上了電燈電話。這一場百年前的“農民上樓”有力地將西方城市文明在臺山和四邑地區做了一場大普及，從交通工具、建筑形式、衣著打扮、餐飲習慣、語言詞匯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股“西化”的潮流。
臺山城市基本功能缺失在百年前已顯現，陳宜禧曾向孫中山建議開辟赤溪縣的銅鼓為商埠，把新寧鐵路擴展到銅鼓埠，開展對外貿易，以與香港爭衡。他還打算把新寧鐵路北展佛山與廣三鐵路銜接，南展至欽州遙接海南島。他曾選送同鄉陳宏駒等人在美國學習紡織技術，學成后回香港創辦華洋織造公司。但是巨大的慣性使臺山很難擺脫勞務輸出的路徑依賴，臺山始終沒有形成影響一方的城市基本功能，戰爭中毀棄的新寧鐵路不僅沒有因當下的工業化而復興，甚至到了線路走向都需要重新考證的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由于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的巨大貢獻與犧牲，長達60年歷史的美國《排華法案》廢止，華僑從“落葉歸根”改為“落地生根”，由此啟動了華工在美國的“市民化”。
工業化帶動城市化，其微觀的機制就是：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而贏得更多的收入，從而在工業集聚的城市安家置業。然而1883年美國頒布了《排華法案》，華人從法律上不能在美國入籍落地生根，于是大批華僑只能把安家置業的錢寄回家鄉。而僑匯的投向即“華僑回家三件事”：娶妻、建房、買地，形成了當年僑鄉的繁華，這與今天發生在全國各勞務輸出地的鄉村幾乎一樣。
《排華法案》廢除后，來自中國的“農業轉移人口”開始在美國“市民化”。加上中國大陸眾所周知的風云變幻，臺山與美國的交流方式簡化為單向的人力資源輸出，北美華僑不再以臺山為終老之地，不僅房地產和市政投資，就連維修養護的費用也難以為繼了。1950年代以后，臺山鮮有來自海外僑匯所建設的洋房、碉樓和僑圩。可見，一旦農民工在就業的城市“市民化”，家鄉就不可避免地陷于衰落。這是不是當下中國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需要警惕的呢？假如只有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沒有市民下鄉置業的途徑，那么農民工的家鄉就難免十室九空的命運。
“返鄉創業”是所有當代中國勞務輸出地的政府訴求，臺山的歷程值得借鑒。百年前從海外寄回的僑匯最終要落在土地上置產興業，而不是投入到加工制造業的資本，這也是華僑的產業經驗決定的。臺山華僑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走美國西海岸主要從事的是修鐵路、開金礦。他們對于制造業并不熟悉，離現代服務業相距更遠。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即有華僑在臺山那扶附近淘金；光緒25年（1901）有華僑在白沙百足山開采煤礦；到1904年6月，陳宜禧創立新寧鐵路公司，號召“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這不僅表明他在利權上的志氣，也顯示出鐵路建設知識的自信。
今天在中國華中、西南一些回鄉的農民工可以仿照打工地的樣子集資開辦家具廠、電子配件廠、服裝廠和箱包廠，將打工地區掙到的資金和學到的產業知識一同帶回家鄉。假如當年臺山華僑是流向芝加哥、匹茨堡、底特律這樣的工業城市，或者在臺山發現了煤炭金屬的富礦，臺山僑鄉的經濟發展可能會走向另一條道路。
傳統的嶺南社會是以宗族血親紐帶維系的鄉村社會。百年前的臺山人逐漸沖破這種傳統社會的束縛，開始了城市化轉型。一方面我們看到在汀江圩不同姓氏可以姓氏為單位入股，集資建設新市鎮，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一些華僑新村依然設立了嚴格的姓氏門檻，如東寧里，不是李姓族人不能獲得宅基地。宗族之內按族規、宗族之間按契約，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就這樣開始了向城市社會的轉型。
臺山城市化中出現了新群體——僑戶，他們收入來源主要是僑匯，希望寄托在培養子女出國，他們是新市鎮的擁躉、新教育的支持者。他們與華僑社會直接聯系，在僑鄉社會起到新生活方式的示范作用，是僑鄉城市化的主力，同時也難免過多地依賴僑匯，限制了在本地創業發展的動力。
后工業化時代城市基本功能已經發生變化。中國制造業經過三十年的充分博弈形成了一些配套完備、物流便利、接近市場的工業集聚地，并且整體上處在產能過剩的階段，臺山重走一遍工業化的道路顯然不明智。從美國英國這些先行城市化國家來看，在大都市圈內一些以教育、文化、旅游、居住為基本功能的服務業的“邊緣城市”將是發展的前沿。
今天的臺山正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新的運程出現，需要改變思維定勢，重新評估資源、方向，與政府的角色。
珠三角已經日益顯現出一個統一的灣區城市的面貌，這個灣區城市正如日本進入太平洋時代的東京灣、大阪灣，正如美國進入太平洋時代的舊金山灣區一樣，是中國進入以南海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首發陣容。隨著深茂高鐵、港珠澳大橋的建設，臺山在珠江灣區的角色將發生重大改變：進入了香港、廣州和深圳一小時都市圈。坐擁山海的臺山凸顯了郊區度假居住的價值；隨著開平碉樓被批準為世界文化遺產、電影《讓子彈飛》將橋圩景觀搬上銀幕，僑鄉的歷史文化資源開始轉化為旅游資源；百年之間沉淀下來沒有被建設高潮所破壞的僑村、僑圩、洋房和碉樓，漸漸地擦亮寶貴的歷史名勝價值和文化創意價值。它們象顆顆珍珠、串串項鏈一樣鑲嵌在廣闊的碧海藍天、沙灘海島之間。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極大地拓展了國人的精神世界。上川島作為大航海以來基督教福音東漸的第一個落腳點，其宗教文化價值不可限量；臺山的僑村橋圩盡管不少人去樓空，但其中的故事依然活生生代代相傳。這些故事中間有太多的勵志內容和英雄傳說，都是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產業寶貴的財富。
在區位發生巨大改變的條件下，能否在珠江灣區都市圈內營造一方小城市慢生活的差異化地帶，充分發揮低成本、美環境的優勢，以新型的教育機構研發機構為創新核，吸引海內外活力人群到臺山來創造一種后現代創新型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臺山對外開放的方式決定了城市化的方式，也決定了人才的單向輸出模式。包括臺山在內的江門地區出現了30多位兩院院士，和150多位蜚聲粵港的演藝明星，相比之下外地人才在臺山江門脫穎而出要少得多。這一方面說明臺山對外界的貢獻，同時也說明了臺山吸引人才、培養人才的能力不足。城市的發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聚集和人才的涌現，大城市就會有大聚集，就會有更多的人才涌現。一些在世界上為人稱道的小城鎮、慢生活也都處在大都市圈之內，其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生生不息的大都市。
大都市以其強大的基本功能對腹地產生輻射和拉動作用，同時，源源不斷地吸引著腹地的活力人群，享受著充沛的人口紅利，而腹地表現為持續的人口赤字。在“因居而興”的臺山僑鄉，百年前的房產都是華僑建設的，鮮有外來人士在臺山置業，在城市化最為繁榮的時代也沒有太多的外來人口到臺山就業。
臺山的城市化是民間自發的城市化，臺山的對外交往也是民間自發的對外交往。直到今天，臺山一些僑鄉村落還定期出版著僑刊。這些僑刊或按月或按季出版，溝通海內外同宗族人的信息情感。他們建基于共同的血緣、地緣，講述著相互之間愛家愛鄉的故事，維系著血濃于水的親情和鄉情。這就是臺山與全國各地城市化中間主體不同、效果不同的根本區別。在這樣一片獨特的文化土壤之上，為了抓住新的機遇迎接新挑戰，政府應當做什么呢？
對接高端創新源是發展的根本：首先要通過政府之手搭建臺山與國內外創新源的對接，引進負熵流。例如，引進科技教育領域新的產業、新的業態、新的企業，搭建新的平臺。以新平臺彌補政府體制的不足，倒逼政府的治理變革。
吸引人才是競爭的核心：以新產業新平臺聚集新的人群，改變臺山僅僅是人力資源輸出地的局面。
鄺俊杰：《臺山當代華人傳奇》中國出版集團2012年10月第一版
賴竹華：《僑鄉經濟與稅收史》
阿湯：《臺山僑墟導賞》中國藝術家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
“陳宜禧與新寧鐵路”《中華文史資料文庫》1996年
[美]保羅·諾克斯，琳達·麥克卡西著，顧朝林、湯培源、楊興柱等譯：《城市化》。科學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熊岳之、周武：《上海，一座現代化都市的編年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