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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5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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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當“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被寫入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草案），這場始于2012年“半城市化”困局（蔡義鴻，《城市化》雜志2012年第4期）的歷史債務清算，正以“制度創新”之名滑向風險重構的深水區。從土地財政的路徑依賴到人力資本證券化的金融突圍，中國城市化進程在公共服務供給與系統性風險管控的鋼絲上艱難平衡。這場改革既要償還四十余年的城鄉二元制“欠賬”，又需規避資本市場的估值泡沫，其復雜程度遠超單純的經濟命題。
《鄉村振興促進法》將“權益保障”寫進法條（第24條），卻在基層實踐中被異化為村委會蓋章大賽；政府工作報告承諾“市民化機制改革”，卻默許地方政府將農民工社保缺口包裝成金融衍生品。這場所謂的“欠賬清算”，實則是將城鄉二元制的歷史債務折疊進資本市場的暗箱。
【原文】中國城市化“欠賬”知多少
如果我們把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的城鎮人口比重（49.68%）作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話，或者依此預測2011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將首次超過50%，這對于有超過13億人口的中國而言的確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標志性事件”，或是“一個令人驕傲的大喜訊”。
但如果我們透過“我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一耀眼的光環，不難發現在這49.68%的“城鎮人口”中，離開戶籍地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達2.61億人，而沒有城市戶籍的農民工多達1.6億人，這么龐大的流動人口和農民工的存在，反映我國經濟發展區域不平衡的現實，有專家學者認為，如果不從根本的戶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去嚴肅面對，將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據統計， 1978年我國的GDP為3645億元，2010年達到了397983億元，增長達109.2倍；外匯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世界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吸收外資達到9000億美元；高速公路約6.5萬公里，世界第二；互聯網上網者超4億，世界第一……1978年我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43.4元，2010年達到了19109元，增長達55.6倍。
然而，2010年我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5919元（1978年的數據缺失），以2010年我國的城鄉可支配收入比為19109元:5919元，相差達3.23倍。據國家統計局最近發布的全國抽樣調查顯示，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3.13:1，比2010年的收入比3.23:1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上很少有國家城鄉收入比超過2.0，大多數國家低于1.5。
資料顯示，世界公共教育經費投入平均占GNP的比例為5.1%，發達國家為5.3% ，我國的教育投入一直比較低，在2002年僅為2.3%，比南非的4.6%和印度的3.5%還要低。直到2012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才按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編制預算，這是我國自1993年以來有望首次實現這一承諾。
有報道稱，我國公共衛生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5%，在全球191個國家中排名第188（倒數第四），美國是13.9%，瑞士是10.9%。WTO制定的最底投入標準為5%，世界經合組織為8.4%。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70%（實際約60%），但醫療服務支出卻不到全國總支出的20%。
可見，我國的城鄉可支配收入差距巨大，公共教育和公共衛生支出等歷史欠賬十分嚴重。于是乎衍生出“386199部隊”、“城中村”、“小產權房”、“拆遷暴發戶”等怪現象。俗話說得好“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欠賬”問題，抓住歷史機遇，深化改革，真正啟動城市化和工業化同步發展的機制，直面已經不合時宜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統籌發展城鄉公共產品均等化，把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流動人口”真正地轉化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的一筆巨大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