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5-04-18 12:55:21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蔡義鴻
我們想要的是藍藍的天空,清新的空氣
【導語】?當全球碳中和浪潮與中國城市化進程迎頭相撞,一場關乎文明存續的悖論正在上演:2024年,中國城鎮化率達?67.0%,但土地財政依賴度仍高達?31.2%;2024年新能源汽車年銷量突破?1800萬輛,但2022年建筑領域碳排放較2020年增長?9.8%。此刻回望《城市化》雜志14年前《綠色城市化有多難》的警世預言,方知文中所言“人類史上最復雜城市化挑戰”絕非虛言——我們正在用透支生態的代價,澆筑一座座“碳基文明紀念碑”。
?一、制度沉疴:半城市化陷阱的基因突變?
計劃經濟時代的戶籍與土地二元制度,在數字時代衍生出更隱蔽的排斥形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流動人口達?2.96億人?,其中?62%?因戶籍限制無法平等享受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
飛奔的外賣騎手
●?算法排斥?:杭州部分外賣騎手因平臺算法未將其靈活就業狀態納入居住穩定性評估,導致喪失保障房申請資格;
●?數據權利懸置?:深圳城中村改造中,原村民通過區塊鏈確權的租金收益增長?65%,而租戶的“數字足跡”(如按時繳費、社區志愿服務記錄)未被納入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形成“貢獻可量化、權益不可及”的制度性落差。
這種?“數字身份分層”?令城鄉二元結構完成技術化迭代——當雄安新區試點“碳積分落戶”(居民每日步行數據可折算落戶加分),實質是將斯蒂格利茨預言的“21世紀關鍵生產要素”異化為?“算法治理的權力編碼”?。
?二、生態赤字:碳中和承諾下的制度性消解?
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風光電裝機容量占全球?43.1%?,但“表面減碳”與“實質增污”的悖論正在加劇:
?1、地下水超采危機:資源掠奪的時空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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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2025年監測表明,華北地下水超采區面積較2011年擴大?41.7%?,深層承壓水水位以年均?1.5米?速度下降,引發京津冀區域性地質沉降(《中國地質環境公報》2025);
●?財政績效黑洞?:石家莊2018-2023年海綿城市專項債中,單條高架橋造價達?32億元/km?(財政部2025年核查數據),而住建部數據顯示同期地下管網改造僅覆蓋?17.3%?的老舊城區,直接導致2024年暴雨內澇損失?83億元?。
?2、生態補償機制異化:碳市場的套利游戲?
●生態環境部2025年通報的“長三角碳配額違規交易案”顯示,安徽某化工園區通過虛報鋰電池回收產能轉移碳排放配額?520萬噸?,同步新建年產?10萬噸?磷酸鐵鋰項目,形成“產業轉移-指標套現-污染重置”的利益鏈;
●?監管悖論?: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報告指出,2024年全國碳市場異常交易量中?63%?源于企業“拆分產能”套取超額配額。
?3、綠色投機主義:技術治理的倫理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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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毀林?:自然資源部2025年通報顯示,?38%?的“光伏+生態”違規項目借“林光互補”名義砍伐原始林地,其發電收益僅需?1.2年?即可覆蓋行政處罰成本;
●?數據造假產業化?:央視《焦點訪談》2025年4月調查揭露,云南某光伏項目將灌木叢噴涂綠色顏料偽裝生態修復成果,第三方環評機構虛報修復面積最高達?400%?。
?三、文明悖論:消費主義絞殺綠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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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改委將“新能源汽車下鄉”納入政績考核,一場畸形的綠色狂歡正在上演:
●?鋰電殖民?:中央環保督察通報指出,江西宜春鋰礦開采導致?38個村莊?飲用水重金屬超標,當地政府卻將污染區包裝成“新能源特色小鎮”;
●?碳時尚悖論?:北京SKP商場2024年愛馬仕自行車售罄事件背后,牛津大學《2023奢侈品供應鏈碳排放研究》測算,每輛高端自行車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為?0.8噸?,遠超普通轎車生命周期排放量。
這種用?“綠色標簽”贖買污染權?的游戲,令14年前警示的“儉樸生活方式消亡”加速變異——當小紅書博主以“零碳婚禮”為名消費?28噸?碳匯指標,綠色城市化已成奢侈品代名詞。
?【致原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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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義鴻先生:?
您在2011年預埋的三大預警,如同刺向當下城市化病灶的三棱鏡:
●?制度棱鏡?:您筆下的“半城市化”已進化為算法囚籠,但深圳“工分落戶”改革讓建筑工人憑技能證書與社區服務積分享受落戶優惠,證明制度彈性仍在;
●?生態棱鏡?:您警示的“環境承載壓力”已成系統危機,但成都將?1.2萬公里?地下管網數據開放給市民監督,開辟出公眾參與新戰場;
●?文明棱鏡?:您憂慮的“消費主義狂潮”吞噬綠色基因,但景德鎮青年用3D打印復活72道制瓷工序,讓傳統匠藝成為低碳生活載體。
14年后再讀您“綠色城市化是唯一選擇”的論斷,更覺其如黃鐘大呂——當雄安新區用植物基因庫替代中央商務區,當泉州將宋元海絲遺址轉化為潮汐發電基地,我們終于看見:那些曾被嘲笑的理想主義火種,正在熔鑄新的文明范式。
【原文】綠色城市化有多難?
刊發于《城市化》雜志2011年第10期
中國的城市化從一開始就命運多舛。20世紀上半葉,連續幾十年的內亂外侵,政局動蕩;1949-1978年的計劃經濟時期,城鄉戶籍和土地的二元制度設計造成人口流動的中斷和城市商業的衰敗,城市化以畸形的方式推進,甚至出現了世界城市發展史極其罕見的倒退(1978年城市化率為15.82%)現象。
1979年之后,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面臨著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復雜性與艱巨性最高、其他國家從未遇到過的城市化大潮的挑戰。因此,綠色城市化是中國必須和唯一的選擇!
用“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句諺語來形容今天中國綠色城市化面臨的難題是再也恰當不過了。那么,中國發展綠色城市化究竟將面臨怎樣的現實挑戰與難題?
NO.1:“半城市化”拖累:計劃經濟時期城鄉戶籍和土地的二元制度設計導致的“半城市化”難題越來越凸顯,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發布的《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中國城市化率白皮書)研究成果表明,按城鎮非農人口與總人口之比計算出的城市化率數據,與國家統計局按全國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計算出的數據相比,2006-2009年兩者之差分別為11.37、11.97、12.4和12.83個百分點,每年涉及人口基本上在1.60億人左右,并呈遞增趨勢!他們造就了“候鳥式”農民工群體、中國 “春運大遷徙”和“836199”留守部隊。
NO.2:環境承載壓力:我國計劃在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而現在有的城市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已經提高到了較高水平,但大量數據和環境事件表明,環境承載壓力已經影響到城市現代化進程。城市的大氣污染、干旱頻仍、洪澇不斷、地下水下降、地質下沉、垃圾圍城等問題越來越嚴重。如紫金礦業污染、鹽城水污染、婁底鉻污染、城市內澇、渤海漏油以及“癌癥村”等環境事件,與我國城市發展中沒有很好地注意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密切相關。
NO.3:人均碳排放增大: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居民生活碳排放已經占到總量的40%,而在中國這一比例目前僅為20%左右。顯然,這與目前美國高度發達的第三產業以及富裕的生活水平有關。但可以預期,隨著中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以及產業結構的轉型、居民收入的提高,中國城市居民生活將會帶來更大比例的溫室氣體排放。現實生活中我們發現西方先進的“綠色生活”方式在我國尚未被接受,而傳統的儉樸生活方式卻正在不斷地消亡,如頂級跑車、世界鐘表等奢侈品的瘋狂,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天價月餅、天價榨菜的炒作,表明僅僅關注對物質環境的改善,而忽視對社會、人文環境的建設是十分危險的。
中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還有許多,社會各界人士都有很多很好的見解,在此筆者就不一一贅述。今天,中國的城市化正在每時每刻影響著全世界、影響著全人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關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將是影響人類21世紀的兩大關鍵性因素。”的預言,已經得到了事實的印證。
(作者蔡義鴻系城市化網創始人、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