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26 日 , 在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辦主題為“市民·市場·市長”的第34 期城市化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針對我國面臨兩億多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展開了熱烈討論。一致認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既是我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巨大挑戰，也是擴大我國消費市場、拉動內需難得的發展機遇。
據統計，截至 2018 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 59.58%，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 43.37%，兩者相差達16.21 個百分點，涉及人口 2.26 億。“戶籍人口城市化進程越往后，難度越大。一些城市即使放開戶籍，也不會吸引農業人口大規模進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集體經濟過于封閉帶來的障礙不容忽視。”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農村室主任藍海濤認為：戶籍城市化和農村集體經濟的改革高度關聯，目前進城農民工手里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等土地資源無法正常交易變現，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民工市民化和戶籍人口的城鎮化進程。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蔡義鴻主持本次研討會。北京中德信誠機械設備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銀河、華憶（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彭祥林、中央數字電視書畫頻道對外合作部部長宋薇薇、在河之洲平面設計以及活潑地互動設計創始人周南等，與會嘉賓從不同領域為“人的城市化”和提升中國城市化質量建言獻策。
關于“市民·市場·市長”這個主題，我主要從兩個角度講一下。
第一個角度，目前農村集體經濟制度市場化改革滯后，阻礙了戶籍人口的城鎮化進程
戶籍人口城市化進程越往后，難度越大。一些中小城市即使敞開戶籍大門，也不會吸引農業人口轉為城市戶口后大規模進城。主要有兩點理由：
第一，城鄉戶籍吸引力差距縮小，降低了農民工市民化動力。集體經濟制度是中國獨特的制度安排，在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存在這一制度障礙。按照人口學的推拉理論解釋，農村人口在城市化過程當中，面對城市的吸引力和農村的排斥力二力作用，到了一定階段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是很自然的。但在中國，這個自然過程遇到了非常大的農村集體經濟制度市場化不足的障礙。
在推行城鎮化過程中，中國碰到了一些問題，其中很多是以前計劃經濟制度設計中遺留下來，在新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我覺得在城市化過程中，對農民問題需逐步解決。這包括幾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戶籍的問題，是不是可以取消戶籍？怎么樣取消戶籍？戶籍問題牽扯到資源公平分配問題。改革開放40年來這些成就應該回饋給老百姓，特別是給農民。我們現在實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民來說是不公平的。醫療、養老保險、社會福利救助，這些方面國家應下大力氣統一解決，真正把農民五險一金問題解決了，生存有保障了，他要不要這塊土地？怎么利用這個資源，產生更多的效益，就是他的選擇了。我認為戶籍問題，可能還很難做到平衡，還要逐步解決。國家應該拿出大力氣來，讓大家沒有后顧之憂，可以選擇做農民種地，也可以選擇進城打工，打工企業給的福利和社會、政府給的福利應該是同時的。目前所有社會保險都轉到企業身上，壓力很大，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合作醫療其實拉大了差距，制造了新的不公。我覺得在城市化過程中，在農民轉換過程中，首先應該解決社會福利的問題，就是保險問題。應該讓農民覺得人是有尊嚴的，你是公民，是市民，是對中國做過貢獻的，任何時候國家都要照顧你們。
我前幾年承擔了濟南市新型城鎮化規劃、泰安市新型城鎮化規劃、濟南市人口市民化發展規劃等的編制研究工作，這幾個規劃都已被政府以紅頭文件發布實施。在規劃編制研究工作過程中，我產生了許多思考和體會。
今天的主題是“市民·市場·市長”，市民就意味著市民化，我在做市民化發展規劃的過程中產生過困惑。山東省做了全省的市民化發展規劃，又推廣到各地市，有的重點縣也要做，我也作為評審專家，去評過多個規劃。省里的新型城鎮化規劃對市民化的要求是自上而下任務分解，到2020年每個地級市應完成市民化落戶多少萬人，市民化任務壓力十分艱巨，意圖是促進，但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落戶口，隨著政府戶籍制度的改革放寬，鄉村進城人口不交宅基地承包田就可以落戶城市。例如一個家庭三四口，老婆落了戶，帶著孩子就可以在城市上學，丈夫的不落戶，在城市長期跑出租，家里保留著農村戶口和三項權益。以落戶口為導向的市民化，遇到了重大障礙。
今天討論推進農村人口市民化的問題。我在基層工作，就談談基層的情況。
有一次到城郊山區的農村調研，往回走的時候已是夕陽西下，看到幾個孩子在放學囬家的路上，在水庫邊打水漂，要趟過一條河，再翻過前面山坡才到家。山里村莊少，看不到有下地勞動的農民。大家很為孩子們的安全擔心。前年，我參加一個“三同”活動，就是到農村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個星期的時間，大家一起搞了個調研。調研的重點是村民生產生活情況、孩子受教育情況和土地使用情況，還到附近一所小學里搞了一個贊助活動。那個學校共有30多個學生， 6個老師，從1年級到6年級，公共課往往是大合班。周圍村莊的孩子都要在這里上學，孩子都盼著趕快讀完書，考出去。村里年輕人都到城里去打工，有的土地進行了流轉，在城里買了房。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家里，但凡有條件的孩子都跟父母到城里上學去了。我問戶籍問題能解決嗎？這些人把戶口遷到城里去嗎？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故土難離，村里有他們的牽掛，土地、房屋，還有鄉情。年輕人外出打工的收入，還要拿回來貼補家用。村里富裕人家，其主要收入并非來源于農業。
現在，農村環境面貌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城鄉差別仍然是十分巨大。“村村通”工程成績顯著，路修好了，出門不在踩泥巴，車可以開到家門口，農民用上了各種電器。當時，村里正在進行改廁，但有的農戶還是擔心糞便不能及時變成肥料，怪可惜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仍然落后。
“市民·市場·市長”這個主題，結合市民就是市民化；市場是兩個市場，人力資源市場，以及消費、生活和文化市場；這兩個問題給我們市長們提出什么挑戰，我們城市怎么管好，為什么出現城市病……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入探討和思考。
政府應該注重社會效益，我曾經跟朋友調研過，對城市而言，農民工是負擔還是機會？比如，在深圳的某一個街道，95%以上都是流動人口，本地的原住民只有不到5%，政府部門的壓力很大，因為流動性太大了。我就問，你覺得這究竟是包袱還是機會？他想了5分鐘才回答這個問題——說是“機會”。而在兩年后，各個大城市就開始搶人了，事實證明人力資源對城市而言是一個寶貝，要提高城市化質量，人的流動性非常重要。
關于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也有一個例子，在農村大家都有養雞，那每家都會有多余的雞蛋，如果讓雞蛋只在這些人內部交易，肯定是賣不出好價錢的。當前，幾乎所有資源流動都是農村流向城市，我喜歡用一個詞叫“單向高速路的流動”，導致了如今的城市患“城市病”，農村則患“農村病”—空心化。城市向農村的輸出流動有沒有？很少很少，往往只輸出了一些制度、管理、指示。企業家也好，知識分子也好，想到農村去買一套房子，不可以；想去農村買一塊地自己種點喜歡的作物，很麻煩。
我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已經下海了，目睹了中國40年城市化進程中的整個劇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都看到了國家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面臨很多問題和挑戰。從一個地產商角度來看，很多城市都有城市病，從經濟形態到建筑形態，呈現的文化屬性和特點都不是很明顯，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中國城市化發展非常快，速度很驚人，但被發展的對象，相關的人經過了教育沒有？就像農民工進城市，沒有任何安全感，很焦慮，很恐慌，這是城市化帶來的。
第三個問題，城市的綜合配套和公共資源有沒有得到合理的分配？
第四個問題，城市被改得面目全非了，讓城里的人找不到童年記憶。無論出差還是旅行，到了一個城市，甚至都不知道身在何處，這樣的城市沒有靈魂。
第五個問題，城市現在要考慮可持續性發展，它的IP決定了它的經濟形態，它的經濟形態決定了它的建筑，決定了一個城市的面貌，最終呈現的是人文特征。
“市民·市場·市長”這個主題比較宏大，涉及面比較廣，我是做實體產業的，主要從事環保產業，涉及危險廢棄物、固廢、水處理等。我們做的過程中主要需要研究市場需求及行業發展方向。環保行業已經發展很多年了，這兩三年感覺整個政策層面、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對環保的要求越來越嚴，需求越來越大，企業壓力也越來越大。在城市化、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環保處理需求，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發展過程中會經歷的階段。我們在設計產業的時候會考慮與整個社會發展階段相關的市場需求，從而幫助解決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相關問題。從一個市民的角度來講，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能生活在一個環境優美的地方，沒有霧霾，沒有污染。
第一，我們幫助企業解決環保問題，主要針對大型工業企業。第二，對城市產生的各種廢棄物，進行合理處置和有效利用，現在有提法叫做城市礦產資源，城市浪費的這些資源怎樣重新利用，這是非常大的市場，產生的經濟價值和社會效應非常明顯，也是我們現在正在研究的。把城市面臨的廢棄物、污染物，集中進行利用和整治，國外有一個提法叫做“靜脈產業園”，非常形象，這也是循環經濟研究的范疇。我們覺得這個提法和設想非常有合理性，是非常好的思路，我們也在研究，看看從這個方向如何來做。“靜脈產業園”會涉及到氣、水、固、危廢等相關技術，技術方面有較高的門檻，我們也有自己的一些專利技術，目前屬于國內領先的技術，這是我們的部分優勢。
我是做貿易的，有一半時間在國外。我有兩個企業，一個是生產客車，主要在國外賣，另一個做紅茶，在斯里蘭卡有自己的茶園，在中國有30多家連鎖店，用紅茶做功夫茶。
我們每年都組織做公益活動，先后去了內蒙古、青海等地，先找紅十字會，然后在當地找一二十個學習成績好但由于各種原因上不了學的孩子，每年把錢匯給孩子的學校。我們去的時候都會帶一些茶葉過去，也帶我們的孩子去感受一下。我去之后發現，當地文化教育沒有上去，孩子各方面素質差了很多。比如，我們帶文具過去，他們就會搶。解決這些問題最主要的還是發展經濟，當然有領導也說過，“要想富先修路”。我們去一些“一帶一路”國家，相比之下我們先進了很多，高鐵、高速公路、順豐等物流渠道解決了很多問題。
褚時健那個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主要是他們的宣傳好、規劃好。政府如果有好的規劃，比如說這個地區適應種橙子就種橙子，適應種獼猴桃就種獼猴桃，要統一規劃。在一些特色鎮，可以講一些故事，要把故事給講好。還有就是引進當地土特產，把物流做好，這需要上層的規劃，這個力度最重要。
我是做媒體出身的，我們剛剛做了一個文創板塊。在做文創過程中，政府也積極推動，思考自己的文創應該怎么做，但往往除了把博物館的東西挖出來，做復制品，再做一些設計之外，就不知道該怎么做了。比如各個古鎮、各個主題的園區，做文創過程中最大的核心問題，就是沒有找到自己城市的靈魂，覺得別的地方有個什么樣的樓房，自己也得蓋一個，最好把天安門也搬到他們那里去，這樣就可以跟北京一樣了——完全是模仿，不知道屬于自己的東西才是唯一的。
做文創板塊過程中，首先要把自己本土的文化IP挖掘出來，因為那是在地文化的靈魂，也是整個城市和別人不一樣的、具有吸附力的載體。就像平時我們一說到胡辣湯，最正宗的肯定是河南，到底是河南哪一家？這還不知道，肯定要去找，不同地方的好東西都集合在平臺上，包括城市規劃、建設、未來發展等。就文化行業來說，政府部門的人一定要真正有文化，尤其是審美、美學的判斷，而不是說讓某些領導干部拍腦袋弄出極其丑陋的建筑。新中國成立以后，沒有進行過普遍性的、系統性的視覺審美教育，這是其一；其二在文化的審美方面，許多東西被閹割掉了。現在，人們開始慢慢往靈魂、往心靈中尋找自己獨特的IP，包括從方言里面去尋找那種溫暖和吸附力。我做文創以后，經常跟我們的團隊一起思考，也遇到了很多人，他們都不知道該怎么做。未來的城市規劃、發展，包括政府，應該把自己城市的特色挖掘出來，一城一品。我們小時候到一個地方去是因為一個人、一個景點、一個吃的、一個故事，我們就去了。
關于“市民·市場·市長”這一主題，我想通過兩個案例來談一下。今天正好有來自山東的專家和學者，我們之前操作的“好客山東”，是省級的形象設計和定位，還有威海以及長島。??
從設計角度看，我理解的城市化進程是市場化的過程。雖然政治上有很多規定，但越來越表現為年輕化、品牌化，更是國際化過程。國際化并不是讓我們只學習國外，而是自信心的問題，文化自信的問題。品牌化，城市之間的競爭，包括區域競爭、省的競爭，還有參與整個經濟競爭，產生的品牌差異問題，都涉及到城市的個性和定位。
年輕化的過程，是因為我們城市的消費主體，80后、90后、00后，陸續進入歷史舞臺，他們是在互聯網中長大的族群，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已經在變化，甚至我們的軟件硬件并沒有跟上生活方式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做“好客山東”形象設計打造的時候，是山東旅游局的局長在負責。后來也有一些遺憾，魯菜館和山東客棧并沒有深入下去，當時已經進行到形象和規劃的探討，只是時機問題，沒有進行，這是關于衣食住行全面生活方式的城市化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