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單位：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
承辦單位：《城市化》雜志社
協辦單位：《景觀設計學》編輯部
時 間：2017年9月28日
地 點：北大科技園
媒體支持：《城市化》雜志、城市化網、中新社、《光明日報》、新浪網、《景觀設計學》雜志
9月28日，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辦、《城市化》雜志承辦、《景觀設計學》雜志協辦的第三十一期城市化“茶話”在北大科技園召開。城市化和建筑領域的多位領導、專家和學者參加了會議，對“建筑提升市民生活品質”展開解讀。
本期“茶話”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全國委員會委員、紐約地標保護委員會委員埃迪·沙米爾－巴隆（ADI SHAMIR-BARON）主講，住建部原總經濟師、住建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城市化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李秉仁作總結。
本期“茶話”由城市化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城市化》雜志社社長蔡義鴻主持，城市化委員會副秘書長、《城市化》雜志社副社長顧晴，城市化委員會副秘書長劉洋，《景觀設計學》雜志編輯部主任佘依爽、活動總監周明波等出席。中新社、《光明日報》、《城市化》雜志、城市化網、新浪網、《景觀設計學》雜志等多家媒體支持了本次活動。
相對于北京的杰出歷史和文化遺產而言，紐約雖然有很多地標建筑，卻是比較新的城市，有點相形見絀。
我先向大家介紹一下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它是美國最大的城市保護機構，負責保護紐約市在建筑、歷史、文化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建筑和景觀 。保護方式是賦予建筑和景觀以地標或者是歷史街區的身份，并且對它們進行監管。
紐約地標保護委員會由市長任命的11名委員組成，同時下面有70名各類型的專家支持。這11位委員需要 由市政府委員會行投票任命。不過他們的工作與政治并無關系。11名委員除了紐約各大地區的代表，還有不同專業領域的代表，比如建筑、房地產專業、大學、法律界等；70名專家包括歷史保護專家、研究人員、建筑師、歷史學家、律師、考古學家、普通居民等。
紐約一共有36000個城市地標，大部分都位于紐約五大區的擴展區和141個歷史區，受保護的對象包括1398個單體建筑地標，以及119個室內地標，還有10個風景類地標。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委員會的地標認定工作每年、每天都在持續做，也就是說，隨時都可能有新的城市加入這個名錄中。
圓明園于1860年被英法聯軍焚燒了，要不要重建圓明園是一個持續了多年的爭論。
1999年6月，關于重建圓明園的討論會在清華大學召開，當時我是建筑學院院長、東道主。幾乎所有與會人員一邊倒地支持重建，而我當場表示反對。東道主的反對意見一提出來，立即引起了很多媒體的關注，后來我將此意見整理后在《建筑學報》發表。
但是每隔一些年，總有人呼吁要重建。幾年前，部分專家在清華大學召開了一次關于數字圓明園的會議，用計算機模擬重建圓明園。其中參加會議的一位專家表示應把圓明園重建起來，當時我也應邀參加會議，聽到這一表態后，我當即表示反對。我認為不能在圓明園遺址上重建圓明園，有七條理由：
第一，圓明園遺址記錄著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毀，這一歷史事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要超過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個圓明園。其實大家都明白，爭論的焦點是“保護遺址”還是“重建”來反映這一歷史。
第二，圓明園遺址是文物，但是其文物價值不在于它是歷史上一代名園的遺址，而是記錄著英法聯軍罪行的被焚毀的遺址。如果重建圓明園，勢必毀壞掉和覆蓋原來的遺址。
第三，當今世界上對文物建筑的保護，是主張保持原物的現狀，而不是重修重建。文物建筑的文化、歷史價值，不僅僅在于它當初是什么樣子，也包括它經歷的歷史滄桑，不僅有起點，還包括過程。所以，埃及的獅身人面像的鼻子被拿破侖的大炮轟掉了，它記錄了這個過程，有必要重修嗎？沒有。對于古羅馬廢墟，有必要再建一個羅馬城來重現輝煌嗎？沒有。
第四，從美學價值上來看，經歷了重大歷史變故的遺址，給人一種蒼涼之感，一種靜默的憑吊感，一種沉重的歷史感，這也是一種美學的意境和價值。面對著殘垣斷壁令人浮想聯翩。遺址留下了很大的讓人想象的空間。所以從美學上講，留下空間允許讓人想象要比一覽無余的直白有時候更好。例如在盧浮宮展覽的維納斯，手臂沒有了。當初這個雕像肯定有，但是發掘出來沒有。用現在的計算機技術我們可以做成千上百個手臂的模樣，但不會有一個可以讓大家我們滿意的，因為它缺失的手臂讓每一個參觀的人有自己的想象余地。
秦佑國：理想與現實下建筑師的情懷和無奈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
城市化委員會專家顧問
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的建筑師大都有烏托邦的精神，他們美好的理想是能為普通的老百姓、能為公眾做一些事情。雖然現實嚴酷，但堅持就是勝利。
讓我們先看一些歷史圖片：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之時，煙囪冒著濃煙，工人的住房很簡陋，污水明溝排放；倫敦的貧民窟擁擠，沒有陽光。
印象派畫家莫奈1903年畫的《晴天下的滑鐵盧大橋》這幅作品，蒙朧的景色實際上是霧霾天氣，遠處的大煙囪正在冒煙，點彩派畫家修拉畫的《阿涅爾河岸的浴者》也有大煙囪冒煙。一般我們欣賞畫時不注意，以為是印象派畫的蒙朧風格，但是如果對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實際照片，我們就能明白。
所以到20世紀20年代發展起來的“現代主義建筑”就強調充足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圖中這些現代主義建筑就是為了滿足這些要求。讓普通民眾也能有良好的居住條件，成為建筑師的理想，就是烏托邦精神。
二戰后，法國建設了一座馬賽公寓，它的設計者勒·柯布西埃就是一個有烏托邦思想的建筑師。當時法國戰后重建部部長邀請他設計一座由政府撥款建設的供平民居住的大型公寓。
柯布西埃以“理想居住單元”的理念，很費心思地設計了23種不同的戶型，從單身住戶到8個孩子的家庭，共337戶，可供1600人居住。在第7、第8層布置商店和公用設施，幼兒園和托兒所設在頂層。屋頂上設有兒童游戲場、游泳池、健身房和200米長的跑道。
馬賽公寓在決策、設計和建成使用過程中都存在過爭議。我1999年去參觀，顯得破敗，沒有什么人進出，居住的是窮人和老人，其間的商店都關門歇業。但無論從建筑還是從社會來看，留給歷史的都是一個杰出的嘗試。
我曾在地攤上買到一本美國中學的教科書《Cities and Suburbs》 ，里面提到了印度的昌迪加爾。當年印度總理尼赫魯邀請勒·柯布西埃規劃設計昌迪加爾新城。教科書里寫道：“因為印度夏季炎熱，所以建筑師在設計住宅時，在外墻上留了一些洞，這樣可以使空氣流動起來。但是這樣一來，路上的人可以聽到室內住戶的談話。于是昌迪加爾人生氣了，把外墻上這些洞堵上了。書中發問，為什么昌迪加爾人生氣了？為什么建筑師的理念沒有得到很好的反應？從這個故事中你對城市規劃學到了什么？”
2011年始，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首次超過農業人口，新的城鎮化運動可能帶來諸多的問題，也可能成為建立城市理想之鄉的契機。塑造并倡導具有交通暢達的人口密度、有活力的公共場所、有特色的開放空間和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的新興城市街區，以加速穩定可持續的城市增長需求并且使得城市及其居民可以與自然鄰里和諧地生活在一起，關注建筑與城市的相融關系與發展的彈性，為街區、城市及整個區域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健康的平臺，是設計的重要前提。
建筑連接著人類與環境，建筑、環境和人之間是一種循環的關系。建筑依賴于環境，人也依賴于環境，最后延展而融為一體，這是一個承載著人的多樣需求的建筑存在于環境之中的必要條件。每座建筑都是為實現特定功能，在特定的社會，特定的場所建造起來。而每個建筑所處的場所是需要環境中的人去體驗、觀察和塑造的。一個合適的邊界區域將建筑物與它所處的環境連接起來，靠忽略環境因素或與所在環境相互沖突醒目的建筑物不都是或最終不一定是成功的。建筑絕對不是無序的、雜亂的個體，而是從屬于一個街區，一個區域的格局，從屬于一個城市、一個社會的文化背影之中。
布拉格面積496平方公里，因5個多世紀建筑遺產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而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城市肌理在嚴整而有效的保護下與現代城市生活相融，新的建筑物仍然有著充滿活力的表情和彈性的跳躍。北京在元大都時期區域面積為50平方公里，是它的十分之一。今天看來，我們早年對元大都整體的保護并不是特別理想，城市中一個區域的協調性的保護非常重要。
北京大學是近4平方公里大的一個片區，明年就120周年了。現在的北大實際上是美國亨利·墨菲設計的燕京大學舊址。上世紀五十年代院系調整，北大校園進行了大規模建設，到了七八十年代開始興建圖書館、理科樓群等。二十一世紀前后十余年內，北大新建了圖書館、百周年紀念講堂等項目，校園建筑達到了歷史上的又一個高潮。在土地日趨緊張的情況下，既有校園特別是老校園的有機更新，已是迫在眉睫。所以我很欣賞埃迪·沙米爾－巴隆的觀點：文物保護真正的意義在于保護某一個時期有代表性的重要的建筑。
我在曼哈頓最南端的時候，當地的的朋友指著路肩石告訴我紐約就是在這種石頭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和哈德遜河畔看到的巨石是同一種石頭。當時他還帶我去中央車站參觀火車站的外觀、內飾，并且建議一定要在能夠俯看售票廳的咖啡館喝一杯。對方既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景觀或者城市規劃設計師，他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市民。我在美國遇到很多這樣的事情，我就很奇怪，是誰把這些事情教給他們的，讓他們對自己的城市如此熟悉，就像是自己家的一部分？我想這就是埃迪·沙米爾－巴隆他們所做的工作。
我也拜訪過埃迪·沙米爾－巴隆所在的機構，我去的時候很湊巧，他們正在討論紐約公立圖書館提名為室內地標的議題，半個月之后這個提名通過了。我在太原遇到了同樣的事情：一座在民國時期建成的圖書館閱覽室被拆掉了，得知信息后我去了解情況，被告知這叫拆除性修復——夷為平地，還稱之為“修復”。
所以這個話題對記者來說，相對比較敏感，我特別希望能夠找一個場合談一談我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用幾個小的例子講一下老商業街的價值。
太原鐘樓街得名于鐘樓，鐘樓建于明代，1920年被拆除，當時鐘樓街還比較繁華。新中國成立以后，它依然是很重要的商業街。但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周邊開始建一些購物中心，小店鋪無法與新型商業形態競爭，這個地方開始衰敗了。如今這座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筑已經被花里忽哨的門面遮擋，外表很難再看出它是一個外形很好看的建筑。整條街上最熱鬧的店鋪大多是一元店或者是臨時的小吃攤位，檔次非常低。
鐘樓街對太原人有多重要呢？從小道消息可以判斷出來：本世紀起就有過四次關于鐘樓街要改造的消息，有完全官方的，也有半官方的。實際上，我們能看到有關鐘樓街的正式規劃就有三次。政府曾于2015年辟謠，表示不拆除鐘樓街，但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要改造。當我到達那里時，卻還有人出售商鋪，并表示不會拆除。但是拆與不拆，至今我們不得而知。
2015年開始，5年內太原市要有170個城中村改造全部完成。這就意味著這些村子目前的形態將會基本消失，而且沒有得到很好的記錄。我們之前曾參關注過一些老劇院，但是最后選擇了鐘樓街，因為它對市民來說記憶非常深刻，是一個充滿了美好情感的場域。
我認為建筑應該分為兩大功能：外在功能和內在功能。外在功能主要是觀賞功能，它要具有一定的觀賞性。觀賞功能的核心意義是設計者和城市或者是本單位的語言符號，所以任何一個建筑的外觀都是一種語言或者是訴求的表達。外在的觀賞功能，我認為應該是以城市的功能定位為主導。內在的功能是使用功能。
城市建筑規劃和市民應該是雙向選擇的關系。設立城市的最初規劃，也就是初心，決定了城市的核心功能，同時決定了城市應該服務的主流人群，所以主城區的外在建筑風格和內在實際應用功能都應該圍繞這一主題來定制和規劃，就城市本身而言，都具有自動的調節功能。所以，我認為，城市建筑提升市民生活品質，應該抓大放小、從主到次。例如文化名城、古都名城、商業名城等，新城市規劃設計要符合核心功能，老城市的改造同樣也要符合這個思想。新城市的確立是在選擇新市民的進入，就像雄安新區，老城市的改造促使不適合的市民的新生。比如現在北京老城要有一些改造，居民置換，實際上這是市民自己的選擇。
我認為人類的進化和進步的歷程，沒有一次不是在遷徙的過程中完成的。隨著建筑水平的提高和生存手段的多樣化，人們從山上搬到了半山、半平原，再從半山、半平原搬到了平原，最后從田野搬到了城市。文化和文明程度也在一次次搬遷中得到不斷的完善和提高，最后演變成人們遠離大自然，也導致了市民對人造自然也就是城市功能的過度依賴。所以說，建筑設計要跟城市的功能相匹配。
仿自然生態的城市建筑是市民宜居的理想住宅，所以人們的欲望是矛盾的：既要享受城市快捷、高品質的生活，又追求自然環境的超脫與安逸。這就給城市設計師和規劃師提出了一個比較高的要求。
我認為理想的住宅應該有這幾個基本要素：光、風和結構布局。
足夠的自然光，也就是天光。天光分為日光、月光和星光，這是判斷住宅建筑的重要標準。光線來源的方向，決定了住宅人群的生活規律和健康程度。早上東方光源充足，人們會肝膽氣盛，容易早起；下午西方光源充足，會導致人們肺火旺，焦躁不安。西方有一句諺語做“陽光不到，醫生就到”，所以，在設計住宅建筑的時候一定要把適合的方向充分考慮進去。
秦佑國：倫敦的很多建筑外面都臟了、黑了，所以在倫敦出現一個運動，將這些建筑洗白。紐約的建筑歷史比較短，而中國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年久失修，比如油漆脫落等，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到底該不該維護？
埃迪·沙米爾－巴隆：事實上這個問題是長久以來的爭議話題，也是我們一直在工作中會遇到很多爭論和辯論的話題，而且從十九世紀以來，一直都有這樣的爭議。一些人認為，應該維持現狀；而其他人認為應該把這些古跡修復，修復到當年的原貌。我個人的意見是不要清洗干凈，不去管它。
韓林飛（北京交通大學建筑系主任、城市化委員會專家顧問）：紐約地標保護委員會是不是列有清單，把現代最新的建筑列入里面，等將來三十年期滿之后，便于地標認定？
埃迪·沙米爾－巴隆：關于現代的建筑，事實上剛才在演講當中某些建筑保護案例，就包括最近才被認定的現代建筑的例子。我們確實也在考慮會有一批現當代建筑將成為地標，比如有些建筑是比較新的，近期也考慮要認定為地標。但是對于新型的現代的建筑，在認定的時候到底應該采用什么樣的標準，現在紐約地標保護委員會的標準還不是很完備，所以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士提供更多幫助。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我們需要考慮現代或者是后現代建筑的提名。
因為我自己是學現代建筑專業出身，每次委員會在討論和辯論過程當中，我都會就現代建筑的保護提出自己的理念，讓其他的委員也能夠了解和更能理解現代建筑需要保護。我的博士研究領域就是巴基斯坦的建筑。對現代建筑的保護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議題。現在不僅要保護古跡，也要考慮當前的建筑在未來也成為古跡的時候應該怎樣來保護。
佘依爽（《景觀設計學》雜志編輯部主任）：通過太原的案例了解了中國的一些國情，那么在紐約建筑古跡自下而上的保護記憶里，對中國有什么樣的影響？每一個人應怎樣自下而上發揮對城市建設的情懷，把自己身邊環境歷史性傳承下來？
埃迪·沙米爾－巴隆：紐約的法律和相關機構的設置，如果沒有自下而上的市民或者說個人的推動，包括他們的抗議或者游行，今天也不可能存在上層結構。比如剛才我們也談到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賓州火車站事件以及公眾的抗議，尤其是二十世紀早期的時候，激進的改革主義者在推動古跡保護方面的工作。
整個美國的歷史進程從古跡保護的角度來講，就是自下而上推動形成的，尤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個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現在最重要的是重新定義古跡保護要最關注哪一領域，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可實施性，以及古建筑新建筑之間的關系都是大家討論的熱點。但就紐約的古跡保護來講，這些主題還沒有真正融入進來。所以現在這些有積極思想的個人又開始進行游行，搞很多大型的活動，想要把這些理念融入到古跡保護里面。所以美國古跡保護完全是一種源于自下而上的推動。
今天我們討論了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保護城市的問題。紐約的地標保護有法律保障，這對我們的歷史建筑保護具有借鑒意義。至于圓明園問題，歷史就是歷史，現在的結果還是好的。
我們需要認識到，將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回首我們走過的路，有很多成功的故事，也有很多失敗的教訓。
對于大家提到的北京建筑，實事求是地說，有很多不好。最典型的就是國家大劇院的爭論，多家專業機構就此發表文章，表明大家對這個問題非常關注，非常想建立一個好的東西，既要繼承傳統文化，又要符合現代化的建設。作為一個成功的案例，確實影響很大，但是我們最終留下來多少？我相信很少。我們從不同角度探討這些問題，可能結果有差別，但是到今天，大家可能更趨向于一致。
中央批準的北京市總體規劃方案要求禁止再拆北京老城，難度很大，也很復雜，但也表明，在城市化過程中，歷史文化的保護包括文物建筑的保護非常重要。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專家能繼續關注城市化委員會的工作，貢獻你們的聰明才智，把這件事情做好，即：在現代化建設中保護我們的歷史文化、歷史名城、名鎮，也包括我們的建筑文物。
